其次，市政当局只是州的一个政治分支，而且其职权由州赋予。

引自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第791页。针对第二条理由，联邦最高法院则直接以不久前的判例鲍德温诉蒙大拿州渔猎委员会说明，各州管理和控制那些他们称为是自己东西的权利并不是绝对的。

基恩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地区法院的支持。[5]因此，如果某个殖民者愿意，他有权利居住在任何一个殖民地。然而，在审理此案时，联邦最高法院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外州居民没有向康涅狄格州交纳房地产税，而本州居民却按该州对外州居民股份征税的相似税率交纳了房地产税。[61]通过希克林诉奥贝克和卡姆登及邻近地区建筑业联合公会诉卡姆登市市长和市议会这两个判例，联邦最高法院对就业机会适用特权与豁免权条款的态度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达，各州在就业方面的歧视性法律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这些虾可以在各州的领海来回游动，只是暂时位于南卡罗来纳州领海内。

文中的跨州公民权指一州公民处于另一州时所能享受到的权利。[29]此后，禁止歧视外州公民成为对特权与豁免权条款的主流解释。2．重视家庭的自助功能。

当时，大量采用行政给付制度的福利国家正陷入合法化危机。福利国家令人尴尬的秘密在于：尽管它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影响很可能是破坏性的，然而废除福利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将简直是毁灭性的。第三种抱负是欲求运用政府的权力以确保更公平或更正当的财富分配制度。他也不反对政府以有助益且不会造成任何损害的方式，推动甚或领导这方面的活动，他只是反对推行给付政策的某些与自由相冲突的手段。

2006年发案的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案即为典型。由于国家公共财产和公共资源的有限性，对部分人给付意味着对其他人不能给付或起码不能足额给付，如当存在处于竞争关系的复数申请人时，对竞争关系中的任何一方申请人予以给付，对于另外的非受给者来说，就具有侵害性的效果。

在日本，行政主体以一般纳税人的负担所进行的给付活动，原则是对私人或家庭、市町村等共同体无法充分实现其生活上的重要利益时，实施的补充性活动。第10条第3款规定：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城市居民，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应当参加其所在的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公益性社区服务劳动。新自由主义者注意到，行政给付的落实最终依赖于政府的干预，依赖于政府对私人财产的征收，依赖于对公民各项自由的限制，而对公民自由权的限制往往是不正义的。此外，行政给付的主要动机是父爱主义的照顾和保护，它没有为个人留下自由与空间，损伤了现代社会个人对自身及自我选择的担当，剥夺了个人自主、自助的能力。

欧洲新自由主义理念强调国家积极义务不能无限扩张，福利国家虽然不能没有行政给付制度，但同时需要防范制度的内在风险与负面影响。{18}（P76）必须注意的是，行政任务承担主体分散化与多元化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保证公共任务的执行，国家不能借此推卸自己的宪法责任。{8}(P10-11)另一位自由主义者诺奇克对行政给付制度的批判更为激进。要不断增加工作部门，各部门之间难以协调，容易造成资源的重复和浪费。

{17}（P8）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政策顾问吉登斯提出的积极福利、福利社会主张，与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尊崇的国家辅助性原则也颇多契合该主张强调个人的责任，倡导公民个人和政府以外的机构也应为福利做出贡献，尊重财产自由、市场自治和市民自负其责。除了前述的高成本导致行政给付低效以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行政给付由政府主导，社会保障事业由政府独立从事，没有其他机构与之竞争，具有天然的垄断性质，这也使得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与产出效率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导致社会保障基金运营和管理经常处于低效率状态。

{1}（P119）所谓道德公害，是指当人们凭借行政给付的保障来改变自己的行为、重新界定其获得给付的条件时，可能理性地运用给付制度为他们提供的机会，在事实上制造出一些需要保障的条件，出现一个由给付系统本身创造出来的且又受其保护的利益集团，阻挠行政给付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国家辅助性原则的首倡者当推德国法学家福斯多夫，而且耐人寻味的是，福斯多夫先是于1938年发表了《当成是给付主体的行政》，提出了国家对公民负有广泛的生存照顾的义务，但1959年，他又发表了《服务行政的法律问题》，对前述观点进行了修正，提出了辅助性理论，指出当时的社会和30年代的社会在本质上有极大的差异。

{18}(P75)国家辅助性原则与分散化、去官僚化等现代行政国家行政组织改革的重点内容相结合，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之外的其他类型的主体也应承担服务任务。为论述方便，本部分主要分析公共救助性给付运行中的弊端。这意味着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可以被用来确保特定的人得到特定的东西，就这一点而言，它要求对不同的人给予一种差别待遇或不平等待遇，而这与自由社会是不相容合的。可以说，恰当地把握制度的限制性，与其说是限制了制度的空间，不如说是端正了制度的方向，从而开辟了制度的前景。但是，这种国家追求、实现公益的行为，必须在社会的个人，凭自己的努力，都无法获得利益，也因此使公益无法获得时，方得为之，故是一种次要性的补助性质的辅助行为。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允许倒退，受益群体更不会让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消失，不可能允许政府将自己从已经进人的社会保障网络内剔除，更不会认同社会保障待遇水平下降，保障规模因而不断扩大，保障支出亦不断膨胀，这种趋势愈快，政府的财政压力愈大。

为他人作出牺牲，并不能像为自己作出牺牲那样能从牺牲中得到更大的利益。{12}（P188）相反，如果由国家以再分配的方式来实行福利制度，改善穷人的贫困状况，那就是用强制代替自愿，对自由主义的原则就是根本的破坏。

【注释】[1]因给付的财源不同以及受给资格和受给额要求不同，行政给付可大体分为公共救助性给付和保险性给付两大类，前者的给付资金靠赋税保障，后者主要依赖受给者及其雇主的保险金，二者在运作中的副作用表现有同有异，后者会涉及雇主、企业的社会负担。但随着福利病的出现，政府对行政给付的巨额支出感到力不从心，西方社会重新把眼光投向非营利组织。

每个人都是一个单独的人，只拥有唯一的生命。{6}(P41)削弱这种能力，就是对人类福利的破坏。

但这是微观的效果，本文不予讨论。即使承认市场经济下贫富差距不可避免，穷人无法享受到基本的生存照顾服务，新自由主义者也不相信政府能够解决这一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根本就认为政府不应该解决这一问题。{9}（P1）他论证了大量采行行政给付制度的福利国家必然侵犯个人的权利，尤其是财产权、自由权，因而是不正当的。为了干第二件，必须先干第一件。

其核心思想如下：1．强调公民的自立，明确个人的自救责任。{1}(P122)总之，各国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提供上，不再扮演传统福利给付中惟一‘提供者的角色，而是逐渐转为扮演‘减轻负担者的角色。

在许多国家，以往由政府免费或部分付费提供的保险项目，部分地转移为个人自行依需要向市场购买，即透过消费而非透过夺取以达成福利保障，某些保障性服务需支付一定的对价。吕艳辉，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给付行政既复杂又专业化，且多表现为金钱、实物发放，行政主体由此而掌握较大的权力（尤其是裁量权包括警察裁量权）。{19}(P287）此外，日本《生活保护法》第I条规定：本法律的目的为国家基于《日本国宪法》第25条规定的理念，对于一切生活贫困的国民，相应其贫困程度实施必要的保护，在保障其最低限度生活之同时，以帮助其本人的自立。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福利国家和由政府提供大部分社会保障税的国家为应对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纷纷践行国家辅助性原则，采取多元化的福利措施。只有真正认识到行政给付制度的限度所在，才能在理论上保持适当的预见性，做到未雨绸缪，避免日后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被动。他认为：个人拥有权利，而且有一些事情是任何人或任何群体都不能对他们做的（否则就会侵犯他们的权利）。在哈耶克看来，行政给付所要提供的福利，本来只关涉个人动机与需要，为了平等和追求公正而采取的给付政策，必然会使一部分人的所得被另外一些人占有，这种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需要的做法，其结果就一定是他们在实际地位上的不平等。

高水平的行政给付要依靠高税收，高税收必然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回报，从而造成投资意愿不高，创造动力不足，生产和消费比重失衡，最终会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在财力审查的范围上，有些国家如奥地利、德国、瑞士、日本，政府在接受救助金申领时，不仅考察申领人及其配偶的现有财力，申领人的父母、祖父母、成年子女的财力状况也在考察之列

内战之后，特权与豁免权条款解释中的基本权利观点终于被抛弃，以反对歧视外州公民为原则的解释开始兴起，并在以后几十年中经联邦最高法院不断重申而确立下来。为避免这种局面出现，以约翰·迪金森(JohnDickinson)为首的《邦联条例》起草委员会专门提出一个补救条款。

[60]为解决地方性就业保护法是否也受特权与豁免权条款制约的问题，联邦最高法院不久又受理了一个涉及此类争端的案件卡姆登及邻近地区建筑业联合公会诉卡姆登市市长和市议会(UnitedBuildingConstr.TradesCouncilofCamdenCountyandVicinityv.MayorandCounciloftheCityofCamden)。为此案撰写法院意见的伦奎斯特(WilliamRehnquist)大法官认为，第一条理由很容易就能驳倒。